不被上级得知出事 凡事先“不得报道” 再说
当你强调这是“战时状态”的时候，事实上不仅是给最高的公权力开放了极大的可能，也给那些地痞流氓开放了一种可能。我们这两天看微博上微信上传播的那些小视频，有人把在家里打麻将的人都赶出去游街。起码的法律都被破坏了，基本的人权都给毁灭了。为什么？因为在“战时状态”。因为我们在“战时状态”，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使用这种语言的危害性是极大的。 他们觉得人性在这时候可以做出牺牲。我封城、封闭小区，让大家都自觉地在家待着。他们理想状态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这是最理性的解决方案。 但是他们不知道，最理性的办法是不可能在人间实现的。 人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是理性和感性共存的动物，是很复杂的动物，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 大多数人都将其归咎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的因循保守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我并不这么看，我可以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反驳这种推理。 我们知道，目前各地官员对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 然而，我们很少看见过官员因为胆小怕事而尽量想办法将可能带来“麻烦” 的资本拒之门外的情况。相反，他们总是想出许多门道热心帮助这些外来资本，甚至有人为此而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 同样的管理者，在招商引资、做大本地GDP 这件事情上，怎么一点也不因循守旧？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官员考核的导向—— 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40 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最主要的追求目标，这就导致对官员的考核也以是否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为最重要的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官员为了赢得光明的仕途，只要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经济的，他就什么风险都敢冒， 发展经济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头等大事，但到了许多地方官员那里，它的目标就很自然地降低为只要不出事就好。鉴于中国的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 在官员那里就被进一步定义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沿着这个逻辑，在许多地方，“社会稳定”=“报纸版面（或电视荧屏）上的稳定”，其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凡事先“不得报道” 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