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本身就很「政府」，左派左到眼光狹窄

書摘：大衛·哈威：左派再不思考自己的理論與戰術就晚了！

哈威：從宏觀角度來說，任何一種生產方式都會滋生出特有的反抗力量

左派對組織速食業的員工並不熱心。服務業、物流、餐廳和超市員工的價值生產與左派關於經典工人階級的認知並不相符。

無產階級並沒有消失，現在出現了新的無產階級，他們與左派視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產業工人有著非常不同的特徵。從這個意義來說，麥當勞員工已經成為21世紀的鋼鐵工人。

人人都讀《資本論》的第一卷，卻沒人去讀第二卷。第一卷探討的是價值的生產，第二卷則是價值的實現。關注第二卷，你就會清晰地看到價值實現的前提和生產的前提一樣重要。

馬克思經常談到有必要將資本視為生產和實現之間的矛盾統一體。價值的生產和實現是兩碼事。例如，巨大的價值都是在中國生產出來的，但卻是在美國的蘋果或沃爾瑪實現的。

資本家很早以前就認識到，他們給出去的，依然可以拿回來很多。隨著——尤其是在上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工人在消費領域變得日益強大，資本也開始通過消費來奪回價值。

因此，在馬克思的時代還不是很劇烈的價值實現領域內的鬥爭，無人閱讀那本該死的書（《資本論》第二卷），這些就是傳統左派的問題。

在馬克思的時代，城市化的程度還不是很高，工人階級的消費主義幾乎不存在，因此馬克思能夠探討的就是工人階級能夠以微薄工資存活，

但現在我們所處的世界，全球經濟大約有30%是來自於消費主義，在美國這個比例是70%。為什麼我們要坐在這裡說消費主義無關緊要，緊盯第一卷，只談生產不談消費？

無政府主義的問題是他們不承認權力的重要性，並且無力去奪權。

有一種趨勢，將國家視為敵人，徹頭徹尾的敵人。

但是如果沒有主導性的國家權力，如果不奪權，我們很快就會陷入1936和1937年的巴賽隆納以及整個西班牙的窘境。西班牙的革命者有能力奪權但卻放棄奪權，他們讓國家又落入資產階級和史達林主義者的手中，最後國家重組並且鎮壓了革命者的反抗。

左派並不善於回答如何建造大規模基礎設施的問題。好比說，左派如何建造布魯克林大橋？任何社會都依賴大型基礎設施，整個城市所需的基礎設施，如水電供應等。在我看來，左派非常不情願去承認，我們需要不同的組織形式。

國家機器也存在不同立場——即便是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因此需要認真對待，如疾病控制中心。我們如何應對全球性的傳染病，如埃博拉？你不能以無政府主義的方式去應對。在很多情況下我們都需要全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們不能用去中心化的對抗和活動形式去處理全球變暖。

AK Malabocas：從無政府主義者的角度來看，我會說有可能用邦聯性的組織（confederal organizations）來代替超國家的機構如世界衛生組織。所謂的邦聯性組織是自下而上確立的，且最終能實現全球範圍內的決策。

哈威：在一定程度上也許是可能，但我們要注意，總會存在某種等級制，且我們總要面對相問責制或追索權這樣的問題。從全世界的立場來處理全球變暖的人與從漢諾威和其他什麼地方的立場來處理同樣問題的人之間，會存在著犬牙交錯的關係，肯定有人要說，「憑什麼我們要聽他們的？」

無論如何總會存在權威結構的——永遠都會存在。在我參加的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會議中，沒有一個是不存在秘密的權威結構的。總是存在一切組織都扁平化的幻想，但我坐在那裡，邊看邊想：「天哪，這裡有一整套的權威結構——只不過是隱而不彰的。」

在諸如經濟危機這樣的混亂局勢下，左派要行動起來。如果左派做不到，那麼右翼就會上臺。我認為——雖然我討厭這麼說——就當下的局勢來看，左派需要更加實用主義些。

K Malabocas：你如何看待團結網路的兩難處境？在福利國家退卻之後，它填補了空白，但同時也間接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幫手？

哈威：有兩種組織方式。一種是非政府機構的大幅增長，但很多非政府機構都是外部資助，而非發展自草根，因此只會去處理大捐贈人所設定的問題——這些不可能是激進的問題。這裡我們觸及了福利國家的私有化。

這與自力更生的草根組織在政治上截然不同。這些草根組織會說：「嗯，國家撒手不管，那我們就得自己管自己了。」在我看來，這會產生有著不同政治立場的草根組織形式。